孙一民，学术界的反思精神好像在淡漠了

孙一民

亚运的延续与改进

◆ 如果说奥运的“鸟巢”和“水立方”在成为中国标志性体育场馆建筑的同时，但由于是以外方为主的设计力量为主而略有遗憾的话，那么亚运体育场馆为中国自己的设计力量所包揽是否会让国人彻底为之扬眉吐气?

而基于奥运会的运作经验，亚运会是否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了呢?

孙一民教授认为：看看我们这十几个场馆的情况，至少可以这样说，不是代表了国内对体育建筑研究最深的机构，基本上我们广东的，我不认为这可以推到那种高度。

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奥运有一套已经进行的东西了，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然后反映到我们的亚运项目上，亚运就可以更科学，但是现在看不到。

这种吹嘘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记者：那么亚运的体育建筑情况呢?

孙一民：作为广州亚运来说，我觉得奥运的运行过程正好比亚运早两年，这个过程中的问题能在亚运里最好的反映出来，它好的你马上可以借鉴，它差的你马上可以避免，这样是最好的，因为有两个之间的时间差别。

但是到现在这个方面不是很敏感，我觉得是这样。包括我们在整体报道过程中所谈论的问题，最多提到的就是亚运给中国的设计单位创造了机会，我觉得奥运同样给中国创造了机会，即使中国的设计力量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应对的还不太够，机会捕捉的并不多。

现在亚运的过程中，好像是中方为主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盲目乐观，好像亚运的十二个场馆甚至几乎可以说都是中方设计的，当然不是说这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了，至少这东西没必要说或很乐观的对比，奥运有多少中方机构，亚运全部是中国人做的，其实这种吹嘘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另一个角度，比如说奥运场馆的案例，现在回头去看，是不是需要花那么多钱?要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是不是可以再斟酌呢?那么这些意见转达回来，是不是我们在亚运的当初，在奥运的基础上我们用更科学的办法，针对我们的亚运建筑，我觉得好像还是没达到。

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否明确，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奥运有一套已经进行的东西了，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然后反映到我们的亚运的项目上，亚运就可以更科学，但是现在看不到。

不能硬性软性的要求一古脑儿都存到建筑里来

记者：听起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孙一民：但实际上好难。

那我就觉得可能要反思了，因为就包括我个人参与的过程中，奥运当时都是第一次，怎么去解决这个赛会，包括一些建筑要反应赛会组织的一些要求，因为在这里面，专项结构有专项的要求，每个运动协会有各自的要求，还有赛会组织上的一些要求，然后赛会组织上的一些部门也有单独的要求。

建筑的需求和满足，实际上有一定宽泛的余地，就是对一些要求方提出来的东西，要有一个分析的过程，有一些是硬性的要求，有一些是软性的，如果把这些硬性软性的一古脑儿都存到我们的建筑里来，都当成硬性的要求去做，那么这个建筑一定不是科学的成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奥运过程中是我们每个项目的设计者、建造者和组织者全都有一大堆心得的，这种东西本来是可以反映在我们新的建设过程中，组织过程中和设计过程中的，但这部分我觉得恰恰是差的最多的，没有很好的吸收。

作为我们和参与亚运的这十二个场馆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团队是做完奥运就进来做亚运，但是我们在那个里面感受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还是没有太好的渠道去把它改变掉。

记者：这个阻力来自于哪里?

孙一民：这个不是简单的一方的阻力，是我们整个的建设决策系统，所以这个就难。从我的角度，我在和不同的业主也好我们在介绍情况的过程中，还是这样，其实这样更难受。奥运是大家面对的不太好把握的情况，都是在估计，然后在过后都能看到的一个情况可以总结，但是反过来你会发现，这边好像还是在继续这个问题。但是也只能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能避免的话，那真正是发展到一定层次了。

学术界的反思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好像在淡漠了

记者：这可能是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

孙一民：对，包括像媒体，亚运的整个媒体报道受众情况整个比奥运是差很多的，基本上跟踪的深度也是差一些，因为在奥运的过程中，我印象挺深的是不同的报纸从不同的角度，跟踪其实是蛮细致的，像央视是跟踪设计师，它有很多频道，太多的东西可以报道，他却去跟踪主要场馆的设计师，而且是在奥运进行时里面，差不多两个场馆一个专题，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的长度，这个其实是蛮有深度的，因为我们正好是两个场馆，所以他们就把一个专题都放在我们这边。

倒不是说一定要采取这个模式，但是起码要知道在中国，大家对建筑师、对建筑的贡献是忽略的，整个在大众媒体里是忽略的，像央视在中央媒体里，尽管是在奥运的前一年做的，但是在奥运期间整个都已经转到运动员方面了，我们习惯上在报道时会讲到建筑是哪里施工的，哪里建设的，就在我们传统文化也没有管谁是设计者。

但是亚运之后整体好像突然就掉到低谷了，那些中央媒体不会有那么深度的报道，广东这边的媒体也没有太多的深入，甚至我们广东的媒体连报道奥运的时候也不是很关注，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会的话，除了是体育的传播之外，其实建筑的传播也比较是有意义的。在奥运期间关于建筑的也出了好几本书了，但是像纸质平面媒体见到的不是太多。

尽我所能把体育建筑科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因为过后的总结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当然前期能做好是最好的了。前期有些内容不是那么尽善尽美，后期总结好了，性质可能会超过前期做对的，因为后面的反思是蛮重要的，但是现在的感觉是我们整个的学术界这么多年，可能这种反思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好像在淡漠了，整个是媒体讲什么，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东西。一方面媒体流行的东西越来越强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做为知识界，专业界反倒应该更强的去反思，如果你去同流合污了，这种机制不太好，全都是朝向一个目标了。

策划偏低偏形式化，匆匆忙忙就过去了

记者：我们所做的两个亚运项目的情况呢?

孙一民：就亚运本身的工程来说呢，因为我们只参与了两个项目，这个和我们的奥运情况有点类似，奥运我们是两项，也都是在高校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完全了解大家焦点下的标志性建筑的奥运场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决策。

最大的一点，我还是觉得像奥运一样，奥运很多场馆早期决策中的依据应该说是不尽合理，但是亚运还是这个问题，整个策划，偏低，偏形式化，匆匆忙忙就过去了，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过后要控制造价，控制标准，对设计单位来讲是一个规定性、指令性的要求，而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就很尴尬。

其实按照那个造价要求下来的能做的东西是不符合亚运要求的，这两个之间出现了矛盾。一个场馆首先要达到亚运会的要求，就是最基本的建筑要求，不管那个要求合不合理，那是他的编制过程中一但编制出来，这个过程应该是吻合的，但是我们这里就没办法吻合。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场馆都是这样，那就变成我们的做法是不得不做出两种设计，一种是按照造价控制，另一个还要再编制符合亚运要求的设计，这两个东西出来之后，最后调整为造价控制的目标，这样对我们设计单位来讲，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本来没有必要去完成另一套东西，我们高校科研单位本身工作评价的依据不是从这个基本的经济规律来评价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设计人员是走了好多的冤枉路，没必要，而且还得按照他的要求来做，所以确实有这个方面，造价的调整，但如果到后期去调整，那就有单位成倍地去付出投资，而我们正好恰恰是那个单位，那就好遗憾这样子去做，早期的决策不实事求是，那么后期就要付出，当然，我希望其他的场馆里假如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不是说他们都已经解决掉了，我希望是这样。

建筑不是说要靠突击队能解决的

记者：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吧?

孙一民：我们这两个项目进展的还挺顺利的，开工之后基本上还可以，早期的时候涉及到设计决策，花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力，这两个推进的起点是比较早一些的，所以后期也有时间比做这方面的比较，因为有些项目放了很晚之后，就会把这种过程的一些失误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靠更高的投入掩盖掉了，本来如果时间合理的话，其实造价会控制的更合理些，问题就暴露的不是太多了，因为整体亚运场馆的建设的几个片段，其实是可以算出来，从公布的开工时间到完工的时间，完工时间又和运动会召开的时间，这个时段的差别其实是蛮大的。

我不是说奥运就那么合理，但是如果差别太大的话，是不科学的，一个大规模的场馆，要建设多长时间其实是有它内在的要求的，不是说要靠突击队能解决的，尤其是体育建筑，因为其他建筑有他自己的特点，但是和体育建筑有挺大的区别，体育建筑大跨度，所以普通的混凝土施工，时间太短的话，就会造成很危险的结果，国内曾经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工期之后下边还在施工呢，看台还在安装座椅，上面已经在做屋盖了，那这样的话，两个之间的技术问题就很大了，本来是下面施工完再去做屋盖的，屋盖差不多完成后，下面才能进来，如果同时进行的话，就要更高的代价去保证安全，但是一旦保证不了，就会出现安全事故。

奥运当时蛮特殊的，动工的很早，而且全部要提前一年去完工。后来虽然放松了，但是大部分场馆都是在奥运开幕前半年举行的测试赛，最早的是一年，这样的话测试之后还有个时间去调整，其实这还是比较科学的一个做法。倒不是说一定会出问题，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比如说奥运期间测试赛发现有问题，就提前整改了，然后又反映到各个场馆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环节，那就需要更多的后勤保障，就要更多的投资加进去。